（俄羅斯農場工人收割小麥，來源：視覺中國）

國際市場上大豆、玉米、小麥等不斷走高的價格表明，全球糧食供給出現了問題。

日前，由聯合國、歐盟、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組建的“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網絡（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發布的《2022全球糧食危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自2017年報告首次發布以來，重度糧食安全問題一直在加劇，2021年全球53個國家的約1.93億人口陷入危機級別或更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狀況，比上一年增加了約4000萬人。

（重度糧食不安全人口數量變動，來源《2022全球糧食危機報告》）

《報告》明確指出，俄烏沖突暴露了全球糧食體系的相互關聯性和脆弱性，全球糧食和營養安全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事實上，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就愈發嚴峻。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上演的糧食危機也不再是簡單的供給不足問題。

俄烏沖突推高糧價

作為全球糧食籃子之一，黑海糧倉的不安正影響著很多人的餐桌。

俄羅斯位于黑海的東北岸，其歐洲部分國土屬于溫帶濕潤性氣候，夏季水熱充足，適合農作物的生長，耕地面積約1.26億公頃，糧食產區主要分布在莫斯科為中心的黑土區、頓河流域和伏爾加河流域。根據俄Agroexport中心數據，2021年，俄農產品出口額377億美元（2020年為305億美元），出口量7710萬噸。其中，糧食作物出口額114億美元，同比增長12%。

烏克蘭則位于黑海北岸，被譽為“歐洲糧倉”，擁有著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烏克蘭大平原），糧食產區主要分布在第聶伯河沿岸，耕地面積約4256萬公頃，2021年總產量為6000萬噸。2021年烏克蘭農產品出口額達到277億美元，同比增長25%。

以小麥為例，2021年俄烏小麥出口合計占全球的25.6%。據USDA數據，2021年俄羅斯小麥產量為7516萬噸，占全球的9.65%；俄小麥出口量為3200萬噸，占全球的15.76%，是僅次于歐盟的全球第二大小麥出口國。烏克蘭小麥產量約3300萬噸，占全球比重約4.24%；小麥出口量約2000萬噸，占全球的9.85%，是第五大小麥出口國。

其他糧食方面，2021年俄烏大麥出口合計占全球的29.6%（俄羅斯占比12.93%，烏克蘭占比16.67%），分別是全球第四、第三大大麥出口國；俄烏玉米出口分別占全球的2.25%、13.74%，烏克蘭為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

另外，烏克蘭油籽（尤其是葵花籽油）在全球的生產和出口中均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為全球第一大葵花籽油生產國，出口占比達全球的50%，占全球主要植物油的3%。

隨著俄烏沖突加劇，戰火直接波及烏克蘭小麥、大麥、玉米以及向日葵的播種，疊加烏克蘭政府對出口進行限制，烏糧食產量和出口減少成為必然。與此同時，黑海沿岸港口遭到了毀壞和關停。烏農業部表示，4月1日-29日，該國僅出口了76.3萬噸谷物，而2021年4月出口量為280萬噸。

（烏克蘭糧食等農業品的生產和出口占世界比例較大，來源：國海證券研報）

當然，環境和氣候變化也在影響全球對糧食供給的預期。當前，非洲之角的肯尼亞、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正面臨著自1981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預計該區域今年將有2000萬人面臨饑餓危機。

印度食品和商務部長此前預計，本財年印度將出口多達1500萬噸小麥，創歷史新高。但炎熱的天氣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印度農民協會預計，由于高溫，印度各地小麥產量將平均下降15%。美國方面，進入四五月份，極端天氣襲來，多地播種也有延遲。

俄烏沖突及旱災帶來的糧食供應減少預期直接推高國際糧價。商務部數據顯示，國際小麥（美）現貨價在3月9日摸高至13美元/蒲式耳，隨后雖有震蕩調整，但截至目前依然在高位運行，5月6日報11.57美元/蒲式耳。wind數據顯示，聯合國糧農組織谷物價格指數也在3月中旬創下新高。

（來源：wind）

為什么會演變成危機？

實際上，全球大宗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已經開始醞釀，且從全球整體來看，糧食整體的供給并沒有明顯短缺。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冰川告訴鈦媒體APP，“新冠疫情發生后，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推高大宗商品的價格，在此大背景下，俄烏沖突只是進一步加深了農產品的危機狀況，或者說讓人類感知到現在糧食安全比較嚴重了。”

數據來看，雖然烏克蘭的糧食出口遭到一定的限制，但依然在出口。烏農業部數據，今年3月烏克蘭出口谷物30萬噸、76.3萬噸。俄羅斯的出口則不降反升，該國農業咨詢機構ProZerno數據顯示，3月俄羅斯小麥出口量170萬噸，同比上漲54.5%。農作物數據公司Agflow的數據稱，俄羅斯3月主要農產品（小麥、玉米、大麥和葵花籽油）總出口量約250萬噸，同比增長15%。

“實際上，糧食的高價會帶動全球增產，除了俄烏沖突帶來小麥緊張外，玉米、大豆的增產都是確定的。”胡冰川告訴鈦媒體APP，隨著價格的上行，全球糧食產量明顯增加，2020/21年度、2021/22年度分別達到27.8億噸、28億噸，而在2019/20年度，這一數字是27.1億噸。

且在高價推動下，其他糧食生產和出口國或將加大種植和出口，一定程度上可彌補俄烏糧倉的缺口。比如：印度計劃今年加大小麥出口；巴西也計劃在2022-2023年擴大小麥和玉米種植面積，其中小麥種植面積將增加到340萬公頃，產量將提升至900萬噸；USDA預測，澳大利亞全年小麥出口將創新高達到2800萬噸；歐盟今年的出口量也將達到3800萬噸，同比增長26%。

事實上，全球糧食危機發生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農產品供需緊平衡和全球化分工的結果。

胡冰川說，長期以來農業的基本供需一直是維持緊平衡的，所有的農業生產者和農產品出口國都會圍繞基本的需求預期來進行生產。當大家預期會有危機到來時，需求會被數倍放大。鯨平臺智庫專家、民革天津市三農委員會副主任支培元也向鈦媒體APP表示，俄烏沖突帶來的糧食短缺預期下，各國搶糧，會產生資源的擠兌，導致供應進一步緊張。

“但供給的調節是跨期的，生產跟不上，價格自然會上漲。”胡冰川談到，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現代物流和運輸業的發展，農產品產銷日益分離，高度專業化分工后，不少國家糧食仰賴進口，導致在糧價上漲背景下，全球糧食分配不均，進而演變成危機。

一位長期研究農業發展的學者也告訴鈦媒體APP，世界糧食生產和出口十分集中，以美國、加拿大、歐盟、俄羅斯、烏克蘭、澳大利亞等為首的12個生產和出口糧食的國家幾乎占到全球的70%，而進口和消費糧食的國家十分分散。且美國、歐盟等國家還在國內通過高額農業補貼等手段提高種糧積極性，進一步加劇國際糧食生產的不均衡。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旦發生類似俄烏沖突、干旱等這樣的突發狀況，原本的全球糧食貿易就會遭到破壞，出現世界性的糧食危機。

糧食“能源化”

糧食危機往往與能源危機伴生，生物燃料與人類搶食也在影響著糧食的供應。

“隨著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上漲，會直接帶來糧食生產及運輸成本的上行。”上述學者向鈦媒體APP分析，天然氣是生產氮肥的主要原料，而播種、收割等機械設備需要柴油驅動，世界銀行報告顯示，過去兩年全球能源價格出現自1973年石油危機以來的最大漲幅，國際油價高位震蕩，尤其2021年以來歐洲天然氣價格不斷刷出新高，導致化肥、農藥價格大幅走高，已經驅動糧價上漲了一輪。如今俄烏沖突引發歐美國家制裁俄羅斯，導致后者對全球能源和化肥的供應進一步減少，糧食生產成本或再被推高。

國海證券研報亦指出，俄羅斯是僅次于沙特的全球原油第二大出口國，2021年俄羅斯原油出口量接近2.3億噸，其中29%的出口量供應歐洲地區，戰爭導致原油價格上漲直接抬升需要能源來生產的化肥農藥等產品價格。此外，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出口國，約占世界供應量的15%，因為戰爭而同樣受到制裁的白俄羅斯是鉀肥的主要生產國，而鉀肥對于包括大豆和玉米在內的許多主要作物至關重要。歐美國家對兩地化肥和能源的制裁進而催化農業品生產和運輸成本的上行。

（來源：開源證券研報）

此外，多國對生物燃料的推崇則導致其直接與人爭糧。

生物燃料是指通過生物資源生產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和航空生物燃料，可以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是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重要方向。其中，燃料乙醇主要分為甘蔗乙醇和玉米乙醇，像美國、巴西等都在使用；而生物柴油主要分為豆油甲酯、棕櫚油甲酯、菜籽油甲酯等，主要使用的國家有美國、歐盟、巴西、印度尼西亞等。

早在上世紀70年代，為改變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美國便大力推行生物燃料。美國農業部每年拿出1.5億美元補貼乙醇生產廠家，且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制定諸多鼓勵政策。

經過幾十年發展，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物燃料乙醇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2021-2022年度，美國用于生產燃料乙醇的玉米總量預計為1.36億噸，同比增長了6.3%，占美國2021年玉米總產量的35%，相當于全球玉米貿易總量的73%。此外，美國在生物柴油方面所消耗的豆油總量預計為485萬噸，同比增長21%，占美國豆油總產量的41%，相當于全球豆油貿易總量的41%。

無獨有偶，巴西在上世紀就制定了《國家乙醇計劃》，主要有甘蔗制醇、玉米制醇等幾種方式。截至去年8月底，巴西共有乙醇煉廠361家；歐盟也是生物燃料主要消費地，但其糧食產量不足以支撐消耗，常年需靠進口來填補缺口，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瑞典等生物柴油的消費量均在100萬噸以上。

燃燒食用油則更為普遍，2021-2022年度，全球用于生物燃料的食用油總量約為4000萬噸，占全球食用油總產量的2%。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8年初，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就曾警告，世界急于開發和使用生物燃料，正造成玉米和其他糧食作物價格上漲，可能造成水源短缺的狀況進一步惡化，并可能導致貧困人群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同年3月，聯合國食物權特別報告員齊格勒也指出，匆忙上馬用玉米和蔗糖轉產生物燃料的做法將會導致災難，目前這種把可耕地轉產生物燃料的做法是反人類罪行。

當然，在一系列的危機背后，少不了資本的推波助瀾。在全球幾億人吃不飽飯的背后，貪婪的資本卻早已賺得盆滿缽滿。典型的如被冠以ABCD的全球四大糧商美國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Dreyfus），2021年，該四家企業的凈收入分別增長53%、80%、64%、47.7%。

在國際糧食市場，ABCD四巨頭壟斷著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這些跨國巨頭一方面與美國政府深度捆綁，說服政府給予國內農業巨額補貼，在援助或交易時以低價傾銷破壞發展中國家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系統；另一方面以技術優勢進行碾壓，在選種、耕種、農藥、產量、儲藏、運輸等各個環節占據主導權，控制著“從農場到餐桌”的每一個環節。在期貨市場上，他們是糧食大宗交易的做市商，牢牢掌握著全球糧價的話語權。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糧價上漲、糧食短缺加劇時，就是以ADM為代表的糧食巨頭對華盛頓不斷施壓而發起了“生物燃料革命”。

各國應對之策不盡相同

俄烏沖突推高糧食價格，糧食儲備充分的國家可避免支付高糧價，但余糧少的國家已經開始遭遇危機。且在俄烏沖突后，糧食保護主義壁壘一觸即發，各國紛紛通過出口管制優先保障國內供應。

在被歐盟制裁后，普京明確表示要更加謹慎對待糧食出口，4月俄羅斯宣布暫時禁止向歐亞經濟聯盟國家（白俄羅斯除外）出口小麥、黑麥、大麥、玉米等谷物；糧食確定性減產的烏克蘭也宣布暫停裸麥、燕麥、蕎麥、鹽、糖、小麥及家畜的出口。

同時，白俄羅斯把谷物出口禁令再延長6個月；土耳其宣布停止出口谷物、油籽、食用油和其他農產品；匈牙利宣布禁止所有谷物出口；阿根廷叫停了豆油和豆粕的出口登記；印尼限制出口棕櫚油。

浙江大學求是講席教授、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志鋼認為，最先受波及的是那些依賴從俄烏進口糧食的國家，如中東和北非。以埃及為例，其小麥進口量占埃及小麥總消費量的62%，2020年埃及86%的小麥進口量來源于俄烏兩國。4月份通常是埃及小麥進口高峰，但受沖突影響，俄烏均未參與報價，導致小麥招標被取消。埃及不得不尋求新的小麥供應商，但機會十分有限。

黎巴嫩的狀況則更加堪憂，俄烏沖突爆發第二天，該國經濟部長就宣布黎巴嫩的小麥儲備只能支撐680萬人口一個月的需求。

但在胡冰川看來，各個國家擔心的糧食安全并不是一個概念，所以各個國家應對糧食危機采取的措施也不盡相同。如埃及、印尼、也門、敘利亞等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狀態，他們無法負擔農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擔心的是吃飽的問題。從公共政策角度來說，他們會增加一些儲備的供給，然后對出口進行一些管制，還會對糧食進行補貼或申請國際援助。而中國這樣的經濟高成長性、糧食有賴于外援進口的國家則擔憂能否滿足人民良好的需求。從國內角度來說，可能會進行食物來源替代，以及通過政策守住耕地和發展技術提高產量。

支培元也向鈦媒體APP表示，“實際上我國對糧食安全問題十分警惕，已經早早在布局和應對，確保中國飯碗要端中國糧。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保18億畝耕地紅線；我國的糧食庫存一直處于較高水平，糧食市場調控體系十分扎實；在保障基本農田建設的過程中，還開辟鹽堿地種植大豆。”

另有分析指出，在理想情況下，其他大型糧食生產國或許可以嘗試填補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供應缺口。

“但目前各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糧食供需的極端惡劣狀況。”

多位專家均向鈦媒體APP表示，短期而言，全球糧食緊平衡的狀態還將持續。

（國際谷物理事會預測谷物供需維持緊平衡 ，來源：國海證券研報）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危機？

更令人擔憂的是，基礎農產品價格上漲會導致萬物起漲，且這樣的上漲已經帶來負面結果。

IGC執行理事阿爾諾·佩蒂特指出，“食品價格通脹正對社會造成不對稱的窒息。在發達國家，糧食只占家庭總支出的不到5%。因此，食品價格通脹是可以暫時消化的。但在發展中國家，食品成本可能達到生活成本的50%，并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

胡冰川也表示，“2020年5月以后，美國為刺激經濟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的超發帶來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國也遭到反噬，國內通貨膨脹嚴重。”

數據顯示，今年3月，美國CPI環比上漲1.2%，同比增長8.5%，同比漲幅已連續六個月高于6%，漲幅達到近40年來的最高值。受能源商品及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印度3月份CPI也同比上漲6.95%，已經是17個月來最高水平，其中占印度CPI近半的食品通脹率躍升至7.68%，前值為5.85%；燃料和電力價格漲幅為7.52%。而印尼的CPI從2月份的108.24升至3月份的108.95，環比增長0.66％，為2019年5月份以來的最高紀錄。亞洲開發銀行預計，印尼今年的通脹率將達3.6%，較去年預測的1.87%大幅上升。

至于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全球糧食危機，胡冰川較為樂觀。“從人類的角度出發，都是趨利避害的，糧價的大幅上漲會推動全球糧食增產，只不過增產需要一個過程，可能俄烏沖突造成的糧食短缺在2022年或者2023年就能被南北半球的增產所平衡。”其表示，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全球總人口從25億增加至77億，但全球營養不良的人口數量和占比均是在逐步減少的，說明全球農業生產的潛力非常大，人類的糧食危機被不斷解決。而目前的糧食危機只是階段性的，長期趨勢來看，糧食安全狀況會越來越好。

上述的學者與胡冰川的看法基本一致，其認為，時間拉長來看，可以通過科技發展來實現全球的糧食增產。其舉例提到，中美兩國玉米播種面積相差不大，2020年中國玉米產量2.6億噸，美國為中國的1.7倍。若中國能通過提高機械化水平和科技含量將玉米的畝產量提高至美國的水平，那么單中國玉米就將增產1.8億噸。

歐盟、糧農組織和糧食計劃署作為“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網絡”的創始成員，聯合美國國際開發署和世界銀行在一份聯合聲明中指出，“當前局勢要求采取大規模的行動，轉向綜合的預防、預測和更有針對性的方法，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糧食危機的根本原因，包括結構性的農村貧困、邊緣化、人口增長和脆弱的糧食系統”。

《報告》也明確，需要更加重視小農農業生產，在救濟渠道不通暢的情況下將其作為一線人道主義應對措施，而且從長遠來看這有助于扭轉長期的負面趨勢。（本文首發鈦媒體APP，作者｜蘇啟桃）